《屯堡·家国六百年》
主编：范烨
版本：中国国家地理丨贵州教育出版社
2025年11月
以黔中腹地贵州省安顺市为中心，东起平坝区及长顺县（隶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）西北，西到镇宁县，北起普定县城，南抵紫云县界，在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大地上，至今仍保留着三百多座传统村寨，二十余万被称为“屯堡人”的明代入黔的军、民户后裔居住其中——这是中国当前唯一的屯堡集中连片活态分布区。这意味着六百多年来，生活在此地的人所建构的文化自成体系，并且从未间断地延续下来，其建筑、服饰、语言、信仰、饮食、娱乐等方方面面独具特色，至今仍保持着明朝遗风。
许多屯堡村落的空间布局仍可明显看出明初军营的痕迹——村落以山体为防御屏障，两侧与前方设置寨墙，与山体相连，寨门前水系用来补给生活与灌溉，并形成外围保护线。村寨内中轴前部多为演兵教场，后方为指挥营房，左右两侧分列规整军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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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建筑布局与风格上，屯堡村落也处处体现明朝传入的江南营造法式，并与地形、当地石材及防御功能充分融合。房屋的基石、门窗、柱枋、屋面上也常见精雕细琢之作，这种文化记忆，最初也源自明朝“调北填南”而来的石木工匠的高超技艺与审美。
屯堡方言里甚至没有“撮口呼”，即没有“ü”和以“ü”开头的音节。“撮口呼”于明朝中后期才形成，而在此之前，移民早已入黔，未能参与外界的语言变迁，至今仍将“yu”发成“yi”音，雪“xue”发成“xie”音，部分保留明初的语音面貌。
但很难说整个屯堡社区仅是块凝固于时间中的“飞地”，若将其置于时空坐标，从2024年一项关于中国屯堡史的研究中可清晰看到：屯堡并非明代初创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两汉，一些屯田军事聚落已具屯堡性质，只是尚无“屯堡”之名。另一方面，明朝在全国广设卫所，随之产生的屯堡亦非贵州独有。为何集中连片活态分布的屯堡，仅在以安顺市为核心的黔中地区被保存了下来？
守护驿道
首先，这个区域一定产生过连片集中的屯堡村寨。
出于对西南边疆局势的深刻认知，明太祖朱元璋平定云南后，将二十万大军就地留驻，这个数量约等于当时全国军队总数的十分之一。至成化六年（1470），驻守贵州的军人及其家属约有43万余人。但数量众多的卫所及大规模军事移民潮，就一定能产生并留存连片集中的屯堡吗？
再看一组云南的数据：洪武年间在云南共设19卫13所；永乐年间共设19卫15所；万历年间共设20卫21所。据《明实录》记载，明朝遣驻云南的军队常达二三十万人，连同其家眷约有七八十万人。然而，云南宣威及四川冕宁等地今天虽仍有活态屯堡文化及聚落，但相较黔中地区，则较为分散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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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属西南边疆，都曾大规模屯军，为何云南没像黔中地区这样保存集中连片的屯堡？
如果仔细研究两者的整体布局，便能发现差别所在。
先看云南。总体来说，云南在明代卫所军事部署“内重外轻”，移民主要分布在靠内设府的广大地区。自洪武年间平定云南，至万历年间，滇中五府所在的核心区，即滇池周边的云南府、洱海边的大理府，及澄江、楚雄、曲靖、永昌等地的卫数，一直占据全省总卫数的一半以上。这些区域均衡分布于省内，且多丘陵平坝，河流纵横，自然条件优越。
明朝前这些区域内虽以当地世居民族为主，但自汉代以来，特别是经历了南诏国、大理国的经营，以及元代建立行省后的开发，不少地区的封建制经济已有一定规模，经济、文化发展达到相当水平，成为省城外各府州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。入滇移民虽带来了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，但在城镇坝区内双方差距并没有那么悬殊，很快便能交流融合。
再看贵州，情况则十分不同。滇黔驿道乃明政府控制西南地区的政治生命线，也是云南与中原地区物流运输的主要商道，须全力守护。黔中一带因战略大通道地位，卫所屯堡更是超常密集，从平坝经普定至安庄，一府之地就设了三卫，军士数量超过两万人，也就是说，全省兵力的十分之一、全国总兵力的百分之一都驻扎在这不到100公里的路段。
在卫城与卫城间，屯堡密集排布于驿道两侧，并于驿道南北通往土司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大小通道设立关隘屯堡，以保护驿道连通，军士及家眷驻守并居住其中。这样的布局建立了一套独立的军事防御体系，与周边融合相对较少。集中分布于屯堡的汉族移民数量庞大，占这片区域人口的大多数，这种力量在六百多年前人口不足百万的贵州，不仅是一种军事力量，还是一种综合性建构力量，它使得这片区域不易受到周边冲击，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文化地理单元。
守护家园
但明代广设边地卫所的地区，可不止云贵，如果说云南因布局特点，少有保留集中连片屯堡群，但两千多公里外的河北蔚县却做到了。
明代军事屯堡主要布于北方长城沿线、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与东南防倭地区，以长城沿线最为集中，一镇内屯堡常达五六百座，仅蔚县一县现存堡寨就有308个，保存较好的有59个。但与黔中一带不同的是，这里虽还保留着集中建筑群，个别建筑里也还有普通村民居住，却没有延续的文化传承下来，这又是为何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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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，蒙元后裔鞑靼、瓦剌诸部屡为边害，“当今四夷，北虏为急”。明政府将边防重点放在北部，治边仍有“重北轻南”倾向。除再次大规模修筑长城外，还营造数量庞杂的城、寨、堡，遇敌则战，敌去则耕，以为长久安边之策，形成“九边”立体防御体系，是屯堡集中分布的主要区域之一。
而到了清代，边疆局势发生改变，满蒙联姻成为基本国策，长城沿线军事防御功能被不断弱化，屯堡渐与周边融合直至界限消失，昔日屯堡居民与周边村民已无差别。
而随着屯田卫所制的废弛，贵州屯堡的官方军事使命虽已消失，社会动荡仍反复出现。黔中屯堡人所居之地多为交通要道，且土地较为肥沃，家境较为殷实，为兵匪必经之地与侵扰对象。尤其清中后期战乱纷起，咸丰、同治年间战乱更是持续近三十年。当朝廷无暇顾及贵州一带时，当地老百姓只能自卫，屯堡需继续发挥其防御功能，只是防御目标以平叛转为自保，方式由攻转守，原生屯堡也不得不在逐渐扩建中加强自身防御性能，尤其是清中后期出现大量“碉楼”“坉”等防御要素，民国之后碉楼建设更为兴盛，如本寨一个村寨内就建有11座碉楼，至今还保留7座。屯堡人仍需作为一个整体，维护已有的人地关系，守护优质土地资源，保证本族群的生存繁衍。
耕守兼备
屯堡聚落并非一日落成，而是经历了明初至民国数百年才发展为现有格局。不仅需有集中连片的屯堡村落产生，更需其在落成后有抵御历史变迁（至少是过快变迁）的条件。
有人说以安顺为中心的黔中一带屯堡文化之所以能保存，乃因偏僻封闭。若从全国来看，贵州这样一个不沿边不靠海的山地省份，确不算通衢之地，但仅看省内，安顺绝不算偏僻，相反，位于“滇之喉，黔之腹，蜀、粤之唇齿”的安顺乃贵州开发最早、交通最便利之处，甚至曾有“旱码头”之称。若按此逻辑，安顺这样的交通便利之地都能保存下来，省内其他更为偏僻之处岂不应保存得更好？然而事实并非如此，可见此说并不充分。
安顺不仅为省内交通要道，甚至是难得的适宜农耕之地。作为全国平原面积最少的省份，贵州的山地与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2.5%，耕地资源极其稀缺，而地处黔中腹地的安顺一带，是喀斯特地形地貌中难得的丘原盆地地区：地势平缓，田坝广阔，河网密布，适宜定居耕作。这不仅是最初屯堡村落得以大面积生长的有利条件，更是在屯堡官方地位消失后，还能继续维持原本农耕生活的重要物质基础。这一点，对比省内其他地区便可知。如贵州铜仁一带，明代时屯堡曾非常密集（或为最密集区域之一），但至今并未有大片留存。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，全境以山地为主，并无太多适宜农耕的土地，明末清初“改卫并州”，屯堡官方地位消失后，当地屯堡居民很难完全自给自足，屯堡村寨便逐渐消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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耕地虽对屯堡村落存续如此重要，但若一马平川也不利防御。在冷兵器时代，若难以构筑高大寨墙，就极易被攻破。因而对于一个寓兵于农，需自给自足的军事防御体系来说，既要有田坝种粮，还需有险要地形防御。比如，滇池平坦，彼时虽利农耕但难防御；长城沿线的山西堡寨等，虽利留存但彼时偏僻荒凉，不利屯田居住。因此，屯堡聚落能活态保存，两方面的“合适”缺一不可，直至达到某种平衡：峰林田坝的喀斯特环境基底与险要的军事地理区位，共同构成黔中安顺屯堡聚落的自然地理环境，最后成为贯穿其长时段历史的基础。
乡民社会
回溯历史长河，军事防御并非常态，一个族群的凝聚力能抵御六百多年历史变迁，长久看更需文化力量。屯堡文化总被有意无意描述为从母源地直接“平移”过来，仿佛是种已成形的文化凝固在了明初的贵州高原。然而风土已改变，历史在变迁，文化成形前也必经自身的生长与建构：适应、交融，再重新整合。可这最终成形的文化能延续下去的关键究竟何在？
屯堡社区自落土黔中以来，“天生”就有个特点：不易形成巨姓豪族势力，整个社会以核心家庭为主，最多三代同堂，极少有四代以上同堂的大家庭——这倒是更接近现代社会，但和同时代的中原、江南等富庶之地极为不同，元明两代大多数人生活在一个宗族网络中。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单元，尤其在宋明后承担着相当全面的社会功能，甚至构成整个社会的基础，在此网络中，人们可在安稳日子里谋求土地和资本，在艰难的日子里寻求救济和保护，最不济时还有叶落归根的义冢和公祠。但因自然条件、军籍制度及历年战乱，屯堡人须早早分家自立，以缓解经济压力。没有宗族庇护，力量单薄的核心小家庭需要第二环境的帮扶——社区公共空间应运而生，它的主要作用是使社区中的社会资源、文化资本成为公共资源，惠泽于社区中每个家庭成员。对公共资源共同享有，家庭间地位平等，贫富差距极小，这些都加强了族群的社会凝聚力。
与此相应，从社会基础结构的婚姻制度来看，屯堡社区内部通婚习俗也增加了文化稳定性。族群内通婚，使村庄世世代代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。屯堡人常说，“一人亲亲一家，一家亲亲一村。”族群内通婚的直接结果，是将婚姻这一最基本也最牢固的社会关系，泛化扩大为整个族群的社会基础。
此外，在生活需求较为简单的农耕社会，通过族群或社区内互助，便可自给自足。田坝区凭其土地资源的优势承担起产粮重任，而处于交通线上的屯堡村寨没太多地可种，最初在戍守之余，负责驿路军需和生活品的中转交换、沟通田坝区与外界经济社会关系，再辅以副业，正好与田坝区单一种植业互补——社区内农业、小手工业和商业相互依存又分工有别，而经济上的自给自足，成为屯堡文化独立存在的重要支撑与保障。
被边缘化
解决了生存繁衍，屯堡人还得面对精神生活寄予何处。
屯堡文化的基底有着浓郁的军事色彩、忠君思想与尚武精神，守卫边疆是屯堡人共同的政治使命，加上同作为汉族移民，他们也有着同源的文化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经历着相同的不断被边缘化的命运。
在征南战争或平乱之中建功立业之时，屯堡人虽面临环境落差和与原住民关系紧张的双重压力，但在生存冲突中还占有绝对优势，拥有制度保障和生存资源的他们，代表的是主流文化与意识。明朝中叶后，屯政逐渐败坏，军人地位下降，这些帝国武士实际成为国家的佃农，生存更加艰难。屯堡人唯有固守千辛万苦开辟的家园，依赖集体力量才能生存繁衍。明亡清兴，他们一面遭受新生异族政权的政治和文化打击，一面又受后移民集团的生存挤压与文化蔑视，一度还被误认为是少数民族，被称作“凤头苗”。
历经一系列如此复杂的境况，屯堡人的心理状态不断转变。朱伟华在《建构与生成——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》书中提到：“失去政权庇护的无助，征服者成为被征服者的无奈，社会地位从高位到低位跌落的痛楚，从中心到边缘的历史命运，根深蒂固的正统意识，以及排斥异族文化的大汉民族心理，共同构成了清朝前期屯堡人的复杂心态。于是，屯堡人必须转向族群内部寻求和建立生存机制，必须以集体生存作为个体生存的前提。这种被拒斥与被孤立的状况，从反面大大增强了他们的自我认同与族群意识，因而也增强了他们的借文化以自存的文化保护心态。屯堡文化由是成为寻求相互识别、相互认同的符码和纽带，也是他们寻求自我安慰与自我平衡的心理支点和精神支点。某种程度上可以说，屯堡人族群的形成，屯堡文化的构建，与屯堡人不断边缘化的历史命运基本同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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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来也是矛盾，若无军屯制度，屯堡不可能形成，但军屯制度若一直存在，屯堡文化也不可能形成——屯堡文化实质上是随着军屯体制的衰落、解体而逐渐走向成熟的。
亚稳定
很多人带着猎奇心来到屯堡村落，想象这是块与世隔绝的“飞地”，好像这里的人从六百多年前起就生活在没有历史时间的“桃花源”，以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状态封闭在黔中一隅才得以保留明朝遗风。
但屯堡文化能延续，恰恰是因它的不封闭。
如若一个地方完全封闭，而它周围的世界日新月异，一旦边界被突破，很多事物将会在突变中走向瓦解和消亡。想象一下：如果在一个封闭区域，人们算数还都停留在用算盘的阶段，而计算器、计算机以及能深度处理数据的人工智能早已问世，一旦它们进入这个封闭区域，将会发生什么。
但既不封闭，屯堡文化如何在“变”中维持着某种“不变”呢？
从一个细节便可洞察秘诀所在：很多屯堡妇女至今仍身着传统的标志性服饰——“凤阳汉装”，但如果仔细观察，每个人衣服的样式、颜色与布料是有细微差别的：颜色通常从宝蓝、深蓝到水红、浅黄、淡绿各异，质地或为化纤或为丝绸，而搭配的纹饰也随主色调灵活变动，但“凤阳汉装”的“标配”是没变的：宽袍大袖，“头上一个罩罩（头帕），耳上两个吊吊（耳环），腰上一个扫扫（丝头系腰），脚上两个翘翘（鞋型尖头上翘）”。
这就是屯堡人处理外来事物的典型方法：他们并不拒绝随时代演变出现的新事物，而且会将之吸收，按自己的文化习惯对之进行处理与消化，并不断优化。但他们往往会加上个“安全阀”，将变化控制在微小的范围内，保持一定弹性和张力。同时，将可能引发巨大结构性改变的事物排除在外，这也是屯堡人拒绝基督教、天主教等外来宗教的原因。据《续修安顺府志》载，天主教传入安顺最早为咸丰初年，基督教大约为光绪年间。两教在一些少数民族尤其是苗族村寨尚能吸引信徒，唯独在屯堡区无法传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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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，屯堡文化并不单靠几个元素运作，它是以一个整体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，屯堡人在生老病死各环节都能以某种仪式寻得寄托，创造了一整套传承有序、遵循有规的文化。在传承内部文化上，屯堡人也有一套自己的方法：通过娱乐形式或民间活动，创造集体记忆，获得仿效学习的范本。而这些活动多是一年一度，所以又周期性地强化了这种记忆，直至不断内化为共同价值观念及道德标准。活动常伴有严格的仪式，方便参与者模仿与学习——仪式越严格，模仿越忠诚，文化通过不断自我复制得以延续。
从这个角度便能理解为什么屯堡人最珍视的“跳神”（地戏）要严格奉行开箱、封箱仪式和相应的祭祀仪式，并以固定的武打队列和高度重复的唱腔来推崇以忠义为本，以平叛为手段的道统观念。这能使其在年复一年的表演中不走样不变形，不断强化作为正统王朝代表的集体记忆，固化屯堡人精神深处的那份自豪，而文化传统就是这样形成并得到遵从的。
对外适度开放，对内自我建构与复制，屯堡文化便是这样实现自我平衡的，学者给这种特殊的稳定状态起了个名字：亚稳定。维持这种结构，才是屯堡文化得以延续的秘密。
本文选自《屯堡·家国六百年》，较原文有删节修改。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。
原文作者/顾纯
摘编/何也
编辑/张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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